中国人为什么支持福原爱？

解读福原爱新闻，认识你不了解的日本

温波

福原爱虽然是日本国籍，但能说一口地道东北话的她早已被中国人接受。日本媒体报道福原爱的活动和与台湾江宏杰的家庭问题，大多数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原爱。因为我们从情感上已经是福原爱的“娘家人”，自家女儿在外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即使有错，娘家人也会无条件袒护和支持的。

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是极具包容性的。这种文化和民族包容性在世界上只有美国这样少数国家具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源自欧洲，它是建立在民族为基础的。中国的国家概念则更多是以文明为基础。像福原爱这样通晓中文和社会人情的，早就被当成东北人了。

此外，对于福原爱和江宏杰之间的很多说法，多是通过福原爱的友人对媒体的信息透漏，在日本媒体上表述的。而在中国国内报道此次福原爱危机的内容，几乎都是从日本媒体转载和翻译的。既没有中国媒体直接采访，也少有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就难免只是福原爱这边的一家之言。 而日本媒体无论从社会文化背景，还是民族感情，都会偏袒福原爱，也就导致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都是台湾江宏杰一方“斑斑劣迹”。

日本的离婚届制度的缺陷

在日本报道中，多次提到福原爱和江宏杰已在年初离婚。但江宏杰却否认已经离婚。这样严肃而明了的事情怎么也会扑朔迷离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以下日本的离婚届制度和其中的严重缺陷。

2016年，与几乎所有喜结连理的新人一样，两人一起在东京都福原爱户籍所在的区役所（区政府）登记结婚，提出“婚姻届”。后来，福原爱随夫移居台湾，按常理和居留签证需要，应该在台湾也登记了结婚。

然而日本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婚姻夫妇一方可以单独到区役所申请离婚届。而区役所政府职员无需向夫妇另一方确认是否同意离婚，也无责任确认申请书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是本人所为。因此，在夫妇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一方单独在区役所申请了离婚届易如反掌。而只要申请了离婚届，在日本法律上离婚即是事实。如另一方发现已被离婚，报以反对态度的话，只有通过法院的调停或诉讼才能去判决离婚不成立。

这种制度几乎就像中国古代的“休书”，一方意志就可以从手续上终结婚姻。 为避免这种不知情下被提出离婚届，只有当事人事先到区役所提出“不受理申请”，要求政府锁定程序，避免单独一方行事。而尚在台湾的江宏杰可能并不了解这些日本特有的制度漏洞，也无法及时到区役所提出锁定申请。

福原爱和江宏杰在日本是否法律上已经离婚了，我们不得而知。 但至少，在台湾福原爱和江宏杰还是婚姻状态。所以，如果对于双方是否已经离婚，还是仍是婚姻状态，那就看在哪种情形下了。大家也就可以理解媒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说法。

日本的保育园制度

福原爱是今年一月初回到东京的。按照她的说法，回日本的目的是建立公司和准备申请长女的保育园（幼儿园）。

在过去的日本，女性结婚后大多选择离开职场，专司相夫教子。由于日本女性专职带孩子，这就导致日本保育园的数量并不很多。近年来，女性思想发生很大的改变，结婚生子并非事业和工作的终结，但日本保育园的发展远远赶不上需求。以至于很多孩子无法申请到保育园，成为待机儿童。保育园设置不足引发过很多妈妈的不满，还曾组织起来在政府面前游行抗议。

为了公平起见，日本保育园的申请实行积分制度。单身母亲、有工作的母亲都是加分项，而不工作的全职妈妈会被认为不需要保育园的服务，有时就很难申请到保育园的一席之位。

在日本，无论是公立保育园，还是私立保育园，对于入园儿童和家庭都是免费的。此外，日本保育园从孩子零岁就可以接收入园。不少刚出生三四个月的孩子就被父母开始送到保育园照顾。保育园的保育士精心敬业，无可挑剔。

但中国家庭的父母会很难放心将这么小的婴儿托付出去，从情感上也舍不得，于是多由祖父母辈或者保姆来参与照料。台湾的社会家庭文化也大概如此，所以孩子到了三岁才开始上幼儿园更为普遍。

日本保育园每年4月1日还是成立新的年龄班组。申请截至日期大都在当年的1月底。二三月份还有有零星调剂和候补申请的时机。这也是为何福原爱一月份要回到东京，考虑和安排长女的保育园事宜。如果孩子不能在4月初来到日本入园，那已有的入园资格也会被取消而腾出来给其它待机儿童。

在创办自己东京公司之前，福原爱在日本并没有正式工作，也就没有给其开工作证明的地方。日本地方政府保育科也不会因为福原爱是名人就对她网开一面。所以，福原爱在东京申请孩子进入保育园，并不见的会一帆风顺，这可能也是为何福原爱会有自己成立保育园的想法。

日本的单亲权制度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即使夫妻离婚，孩子的亲权依旧归孩子的父母共同所有，孩子的抚养权归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但父母有协力养育自己的孩子的责任。在日本，法律要求离婚后只有父母某一方独自拥有亲权，失去亲权的一方仅仅会被承认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或母亲， 而失去法律上作为父母的权利。 虽然失去亲权的一方虽有探视孩子的权利，可以在离婚协议上写明双方约定的探视频率和时间，但日本法律并不保障探视权的执行。在拥有亲权的一方，因为种种原因而在日后拒绝对方对孩子的探视，日本政府和执法机构只会作壁上观，丝毫不会作为。

在日本，孩子在未成年时期父母离婚，很多情形就是孩子和父母中一方的永别。这在儒家文化浸润、家庭传统绵延漫长的中国、韩国等地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在福原爱的原生家庭里，父母离婚后，父亲福原武彦至死都没有再和福原爱母女再见过面。在日本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引人惊愕。

日本单亲权制度这一极其落伍于时代的陈规旧制为何在中国国内很少为人所知呢？这是因为日本在裁判离婚亲权所属的时候，遵循母亲优先的原则，还有一点就是兄弟姐妹不分离的原则。在影星王宝强夫妻离婚事件中，法院将其两个孩子判给夫妻一方一个。在日本，在母亲要求孩子亲权的情况下，即使女方是过错方，两个孩子也会判给母亲一方。在中日国际结婚家庭中，中方大多是女性为主。也就是说，在日本涉及到中国女性的离婚案件中，中方母亲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获得孩子的亲权，所以这种孩子单亲权的纷争对中国女性影响极小，也就很少成为国内新闻事件和谈资。

然而，在日本和西方人士的国际结婚中，则是以西方国家的男性为主，自然造成了这些国际家庭的离婚案例中，绝大多数的西方男性会失去亲权。这些家庭如果以前生活在日本，则男方往往因为工作、生活等原因回到故国。如果以前生活着国外，则日本母亲很多都是带着孩子回到日本。无论哪种情形，对于父亲而言都是和自己的孩子天各一方，对父亲一方权利极大侵害，以至于欧洲议会在2020年初投票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改善国内立法，尊重欧盟区域涉及日本婚姻中父母方的权利。

国际婚姻与《海牙公约》

虽然日本法院在绝大情况下将亲权判给女方，但婚姻出现危机、思量离婚的女性大多还是心存不安的。而且也不是人人都是婚姻法律专家，对于离婚这样的事情大多人还都是新手。所以，日本女性为了在离婚案件中获得孩子的亲权，常用的一个做法就是在孩子父亲不备的时候，突然带孩子出走。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让父亲见面，以便造成单方监护的事实，以及孩子已经适应新的就园或就学环境，为孩子利益不适宜再改变现状的法庭判据。

在日本跨国婚姻中，这种做法更是日本女性最常用的策略。在日本国内自不必说，在海外居住的日本女方在面对孩子监护权判决方面，不得不按照居住国的法律。在这些国家里，即使夫妻离婚，对孩子依然拥有共有亲权，法律也保护失去监护权一方父母的探视权利。这种情况下，日方母亲如果独自带孩子回到日本，就几乎是剥夺了父亲一方日常探视的可能。

针对可能出现的国际婚姻中这些民事纠纷，1980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订立名为《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的多边条约，简称为《海牙公约》。公约在国际范围里保护16岁以下的儿童免遭非法带走或扣留，并制定民事程序以保证儿童迅速返回惯常居所地国家。

2010年在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门口，曾发生一起美国父亲被日本警察逮捕的事件。之前，因为日本前妻擅自将孩子从美国带回日本，且拒绝美国父亲的返还和探视要求。这位思儿心切的父亲只身来到日本，调查到儿子上学的地方，并联系了美国使馆。孩子在放学的路上见到久违的父亲，并跟随父亲登上了开往美国使馆的出租车。孩子妈妈在发觉这一事态后紧急报警，等出租车开到使馆门口时，警察一哄而上，将这个父亲以涉嫌“诱拐未成年人罪”逮捕。这位父亲回到美国后旋即对前妻提出诉讼，美国法院认定日本前侵害父亲探视权利，以及孩子与父亲见面的权利，判决父亲胜诉，要求女方返回孩子。 然而，日本当时并未加入《海牙公约》，在美国这项判决根本无法执行。在美国涉及日本妈妈擅自带走与美国父亲共有的孩子的案例屡见不鲜，很多日本女性都在FBI的通缉名单上。

在欧美国家，父亲一方对于在涉及日本女性的离婚案例中，亲权和探视权被无端剥夺的事情不胜枚举，以至于在日本的美国大使馆将帮助美国父亲维权作为一项重要领事任务。美国也长期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加入《海牙公约》。2013年，日本终于正式加入《海牙公约》。公约要求，如果身处原居住国的父亲或母亲要求归还子女，原则上应予以批准。公约还规定成员国需设立中央政府机构负责调查被带走的子女的行踪和归还事宜。日本负责对接的机构是外务省。

在亚洲国家中，由于涉及欧美的国际婚姻中，多以亚洲女性为主，所以亚洲国家对于加入《海牙公约》的国内诉求并不强烈。仅有极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加入了《海牙公约》。中国只有香港和澳门地区加入了该公约，而中国政府至今都未考虑加入。

台湾因为政治地位所限，连加入《海牙公约》的权利可能都不具备。因此福原爱和江宏杰之间如果发展到离婚状态，按照现状孩子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事实，福原爱失去监护权是个大概率的事情。 而且，台湾父权家族思想盛行，离婚案件中，孩子监护权判给男方的例子更普遍。好在台湾也是共同亲权和单亲权兼行的地区，在台湾发起离婚诉讼的话，福原爱保留亲权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只是万一有一天如一些日本妈妈那样，孩子被带到日本而又拒绝返还的话，那因为台湾地区不曾加入《海牙公约》，江宏杰将遇到求告无门的境地。因此，无论是对福原爱，还是江宏杰，还是对于他们的孩子，最理想的还是回到和睦亲密一家人，共同面对和克服生活时艰。将来有一天回眸往事，当初曾在意的那些问题，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青涩，完全可以淡然处之。

孩子未来人生的底色是父母染衬的！

福原爱在中日两国都被公众所认可，是两国间极为难得的体育和文化领域和平使者。福原爱可爱、拼搏的形象赢得无数中国人的好感。福原爱最亲密的知心朋友大多是生活在东北的那些故交。

福原爱曾在日本电视上参加中文教学节目，也在早稻田大学得到胡锦涛主席的接见，并与之切磋了几轮乒乓球技。福原爱在中国的无形价值之大，难免让我们看到其在别处的遭遇而深感不平。

近日，江宏杰通过台湾经纪公司表达对日本媒体说法的不满，也否认其中信息的真实性。福原爱在日本接收媒体采访时介绍了一些家庭相处细节问题。对于现在充满抑郁情绪、抑或想通过离婚解脱精神不安的福原爱，需要找对解决问题的方向。

在这种情绪和精神状况下，人往往纠结的一直是过去那些令人不快的点面。即使一个人生活中有可批之处，但应该有成百上千更多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情景。

我们也不必像有些媒体那样去恶意揣测江宏杰回应的动机，认为是担心代言收入减少、以孩子为人质等云云。 在国内，那些孩子曾被拐走，孩子父亲从此放弃工作，骑上摩托车多年如一日地各地寻找并非个案。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热爱同样是旷世绝伦的。

对孩子的爱则最希望孩子的愿望和梦想得到满足。而对于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孩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见到妈妈，并且每天在一起。对于已经分别两个半月的孩子们可以想象妈妈是怎样的日夜期待。而媒体热炒福原爱“再也不回台湾了”这样的情绪之言，是在消费一个家庭的困境。

孩子的健康和顺利成长既需要爸爸，也需要妈妈。父母是幼小孩童的全世界。只有给孩子安全、幸福的童年，维护好家庭成长环境，孩子们才能在未来无惧风雨。这也是父母最大的责任所在。